本文来自《外部与内部》，作者王希元、曹彬灵和傅晓玲，编辑雷诺。
两次踏入同一家医院的面试大楼，莎莎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。
大四毕业的时候，她抱着降职妥协的心态来到这个人烟稀少的郊区医院求职。所以考研后，她第一次“甩”了医院。
现在，她拿着985研究生文凭回到这里，却成了被选上又被拒绝的人——还是当年的小众肾内科，但候选人数翻了一番，达到了18人，除了背景差不多的硕士，还有很多卧虎藏龙的博士。
被别人光环笼罩的萨沙，最后也没有成为那个幸运儿。
其实，莎莎并不是唯一一个读完医学硕士就退一步的人。打开各种社交平台，医学硕士的呐喊充斥着每个角落，“读书学习孤独”“一个垃圾硕士，前三进不去，县医院不想去”。
学医之初，他们就被灌输了“不读研不读博士就没有出路”的观念。但是看了一下，三甲医院的校招门槛无限接近学历金字塔的顶端，“四证在手”遍地开花。无论怎么追赶，总是落后时代一小步。
然而，我就此放弃，“退而求其次”沉入县医院，面对八年学医工资低、上限低、错付的辛酸。
在忽高忽低的怪圈里，医学大师们被自己深深折磨着，也在一次次的挫败和战争中努力追寻着光明的方向。
一、门槛公前三，看不到上限
旁边的考生赶紧说了具体症状，盯着病理图看了近两分钟。当他毫无头绪时，林纾知道面试又要结束了。
当她走出面试大楼，跑进北方干燥的阳光下，她感到一阵眩晕。她知道这是熬夜的后遗症。
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多，正准备休息的林纾突然接到本省三强的电话，通知她第二天早上面试，这让多次止步首轮的林纾激动不已。“我一个人在酒店的床上又蹦又叫，服务员过来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”
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，她当即决定熬夜，对薄弱知识点进行攻坚。第二天她喝了一杯浓缩咖啡，早早就赶去面试了。
但她一到现场就觉得不对劲。
虽然招聘要求写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，但在场的12位面试者中，除了她是(双一流)硕士，其他人都是博士，学历的影响一目了然。
看到面试过程后，她的压力增大了。收集病史，人人平等；通读文献，林纾顺利完成，但科研经验更丰富的博士表现更好...直到她分析了案件图片，才彻底抽离。
不出所料，她没有再收到通知。“有点难过，但别人也能接受。”
然而后来她才知道，那个很会分析病例，让她羡慕的医生也是不成功的，医院最后还是录取了自己医院的医生。
说白了，除了学历，背景和人脉也是三强门槛的一部分。
关于这一点，易易最有感触。作为老八校的研究生，她是被学姐们说的，她知道关系的重要性。没有背景，她试图自己找“关系”。
一开始，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医院主任医师的联系方式，发短信一个个推销自己。“文案找师妹把关，从荣誉到表现，还有对未来的展望，力求完美呈现。”
几十篇文章能发出去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不甘心的她又进一步打听这些主任医师的出诊时间，提前等候，等他们下班了再赶去找对方谈话，顺便递上简历。
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敷衍了事。但是，毕竟机会还是偏向有准备的人。经过不断的尝试，她终于获得了一家三甲医院的面试机会，并且一路走到了最后。
这个时候和她竞争的只有一个专业相同，学历相近的女生，女生最后的脸是有瑕疵的。“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悉了。她先进去了，出来的时候有点沮丧，对我说:‘我有个专业问题没回答。’”熠熠说道。
忐忑不安的易赶紧安慰了对方一句，就开始了自己的采访。得益于多次战斗，她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。面试官满意地点点头，笑着说最后觉得“放心”了。
但事实证明，她高兴得太早了。
出了医院，她直接拐进旁边的餐厅吃饭。没多久，她看到竞争的女生在医院和一个医生说话，就一起进了对面的餐厅。
易心里忐忑不安，很快她的猜测就实现了——亲戚留下来了，她以更好的表现出局了。
与林纾和伊伊相比，毕业于另一所老八校的林林无疑是幸运的。她已经成功进入某省三甲。但这是十八般武艺拔尖的结果。
培训期间，她开始崭露头角，每个部门都能拔尖。通常刚调到一个部门，就能很快控制局面。
“有一次我前一天刚转到内科，第二天就被主任医生勒令汇报病人情况。”琳琳说，但她回答得像条小溪。
随着患者基本指标特征和具体白细胞数值的详细准确输出，主任惊讶之余当场问出了她的名字，并在随后的教学中给予了照顾。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。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她在病人的系统化管理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——除了规定的记录，她还会在查房前再次查看病人的情况，了解病情变化，并做好记录。
非工作时间我不放松。甚至在睡觉的时候，我还会制定专门的时间表，随时在手机上查看病人的情况，这让她对自己管理的每一个病人都了如指掌。
“来其他医院进修的医生一度以为我是我们医院的专职医生，很多情况都来问我。”林林说。
除了实际工作，她在科研上也不自满。她毕业的时候拿着三篇论文，其中一篇是英文SCI，含金量很高。这些软硬实力都让她最终获得了三甲的offer。
但是，像林林这样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，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人是像林纾、伊伊一样徘徊在门外。
第二，学医八年，不是凑合着去个小县城。
1, 2, 3 ...40，41，42，从头到尾，同一届毕业的128个医学生，只有42个找到了工作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待业学生，大部分应该都在等着前三的橄榄枝。
她能理解大家对前三的痴迷:“我学了8年，不是来凑合的。”
其实众所周知，医学生的成长周期很长:五年本科教育，三年住院医师培训只是“起步价”。如果你想在行业内大放异彩，至少要努力学习十年。
更何况相对于其他学科，医学的压力比一周半更大。
对子木来说，学医相当于把高三抄到大学——每周四十多节课，期末还有十三四门考试，所有科目都要背。救护车“拉人”的情节永远不会缺席最后一周。
但比起纪律的痛苦，校园生活的苦难只是沧海一粟。
走出医院大楼，夕阳照在他脸上的那一刻，子木有一种重获光明的感觉。此前，她已经连续加班三天，从未踏出房门一步。
“生产队的毛驴不一定能被我折腾。”子木苦笑道，规培不会给小白多少缓冲期，几乎所有的都是直接启动。
白天上班，她要在查房之间夜以继日地轮换，写病历，换药。在此期间，她还会接到无数来自急诊科的电话。万一手术，她又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
晚上，你不能放松。子木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值夜班时，一个病人的家属发现她很担心，说病人晚上心情不是特别好。
她以前见过这个病人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但当她再次看到他昏昏沉沉的样子时，子木有一种不好的直觉。她赶紧对病人进行监护，发现她的心率只有每分钟40-50次(正常60-100次)，心音和血氧也很差，吸氧后也没有完全好转。
发现问题后，子木第一时间通知上级医生，争分夺秒采取补液等治疗措施。很快，医生接过了抢救的接力棒，但病魔扑面而来，当晚患者就离开了人世。
这件事对子木影响很大。后来每次上夜班，她都会更尽职尽责地照顾病人，随时随地都处于“队长状态”。当她听到电话铃响时，她的心跳无法控制。
但是，长时间高强度透支身体和精力是不可持续的。子木在排卵期一直患有出血，在三年的训练中，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
特别是在疫情期间，子木的科室从原来的32张床位猛增至70张床位。她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，中间睡了2个小时，直到生理期出血才停止工作。
就是这么长时间的成才，和异于常人的求学之苦，让子木深刻认识到“进前三，值得这么多年的努力。”
最近整天在门诊无所事事的陈医生，非常渴望跳槽到公立三甲。
在私立医院工作几年后，他明显感觉到病人在减少——以前一天有七八个病人，现在一般只有一两个，即使有时间坐一整天也等不到一个病人。
陈医生后悔当初没有争取:“在大医院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的当下，进不了三甲，意味着收入和职业发展都会受到限制。”
可以看出，近两年来，公立医院的平均病人数增幅超过了私立医院，三级医院对一级、二级医院的虹吸作用越来越显著。
注: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22年11月，图中2022年全年数据是基于此的预测结果。而患者用脚投票，一方面会影响医院的收入，最后会和医生的荷包挂钩；另一方面，也关系到医生能否积累医疗经验，拿出科研成果，实现“越老越吃香”的终极目标。
比如找不到工作的林纾，本来可以回老家县医院“躺平”，但她不想走这条退路:“县级医院没有住院部，只有门诊部。你能相信吗？”
据林纾介绍，由于看病越来越方便，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往往会去大医院。在县医院待过，看到的只是湿疹、荨麻疹等常规疾病。我可能工作五年十年才看这些小病，对评职称和跳槽都没信心。
“三甲医院可以给后台加分，但是进了县医院就很难翻身了。”林纾说。
所以，由于今年没找到工作，她决定去三甲，哪怕是和下一个。
附言
其实前三名是围城。外面的人想进去，里面的人想出来。
当林纾和莎莎还在寻找进入前三的机会时，他们已经成功留在了桂培所在的娄山，但他们已经开始想要逃离了。
“看起来很漂亮，其实只是个白人农民工。”娄山以看透一切的口吻说。
入职后是一年试用期，期间工资每个月只有2000元，交社保后基本只有1000多，连吃饭都不够，更别说覆盖其他生活需求了。
从工作的第一个月开始，娄山就要靠家里每个月补贴2000元来维持生活。每次拿钱的时候，我总会对自己说:“没钱就别学医了，你买不起。”
他想着努力工作，尽快摆脱这种状况。但是向上的路径逃不出内卷的漩涡，学历、背景、论文还要继续打。
娄山说起自己看过的一部纪录片。某知名三甲医院一位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儿科医生，因为学历问题，职称不好。工作了15年，工资只有3000多，最后不得不辞职去了私立医院。
“这些坎，我迟早会遇到，硕士上有博士和博士后。除了学历，还有论文和专利。”庐山沮丧地说。
拿着低于生存线的工资，在无法摆脱的现实束缚中前行，让他常常在想:自己还能“用爱发电”多久？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，特别感谢博主“沙罗双树的誓言”和“Emmon_ Shi”的支持。)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