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儿的角色是在父女关系中形成的。女人生来就是女儿，成长过程中无论父母在场与否都不能改变自己的“女儿”身份，所以“女儿”(也叫“女”)是女人的天性。
女儿的困惑与叛逆
在封建社会，“女儿”的“性”与父母相比，具有依附性、被动性、弱势性等特征。
无论是日常行为还是婚恋等生活大事，都要求“女儿”无条件服从父母或兄弟的意志。
父母对女儿的教育也更侧重于对其性格和才华的培养。对女儿温柔乖巧懂事的要求，远远大于对女儿成功、成才的要求。
父母是不会把女儿纳入男性竞争体系的，所以封建社会的女儿更少被要求孝敬祖先，更多被要求做温柔贤惠的女人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，不满家庭的女儿们揭竿而起，成为“出走的娜拉”。
然而，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从经济、制度、文化等方面为女性进入社会做好准备，以至于出走的“娜拉”不仅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自由，反而陷入了更加复杂和危险的困境。然而，第一代娜拉也为后来千千的“找到自我的女儿”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。
进入一个经济发达、文化多元、思想丰富、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。“现代女儿”在身体活动范围、女性自我意识和生活方式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。
然而，在从“女孩到女人”的过程中，与“传统女儿”相比，“现代女儿”在家庭和社会空间中面临的困难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多样。
在这个社会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下，现代女性在自我认同、自我反思自己的命运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方面更加勇于探索和反抗。
娜拉离开一百年后，新一代的“娜拉”正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为自己的“女儿”找到一条生存之路。
新世纪以来，国产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主体的消失、自我意识的觉醒、潜意识和心理世界的探索等几个阶段。女性电影创作者在参考当下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，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“现代女儿”形象。
如《黑处有什么》中的曲靖和张学；七月与安生七月与安生；嘉年华里的小米、小文、百合；《血观音》中的唐宁和唐甄；《狗十三》里的李婉和唐力；《送我上青云》里的盛楠；《飞越春天》中的佩佩；春潮中的郭建波、郭婉婷等。
这些女性电影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、多样的叙事模式和某种类型的融合，对现代女性在“女儿”角色下所面临的身份困境、身体困境、道德困境和爱情困惑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探索，并对电影中“女儿”的反抗方式进行了反思。
流浪与返乡
女性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面临身份、身体、爱情的困境时，并没有盲目接受，而是通过出走获得自由，但流浪的终点是:“叛逆的坏女孩死了，遵循社会秩序的好女孩活了下来。”
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，女性电影创作无法摆脱“坏女孩必有一死”的潜规则。坏女孩之所以必须死，既是对女性性别的规训，也是对其成长的规训，更说明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是“难以解决”的。
这种“恶语必须死”的写作法则，曾出现在《黑暗中有什么》、《七月与安生》、《狗十三》、《血观音》、《春节》、《嘉年华》、《送我上青云》等女性电影中。坏女孩对传统性别秩序的破坏，对男性特权的挑战，已经受到了男权社会的警告和惩罚，男权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“不服从管理女性”，所以坏女孩必然有一个自我毁灭的结局。
另一方面，无论男女，主流社会都没有叛逆者的空间，只有磨平棱角，才能被社会接受。比如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，当流浪的安生停下脚步，成为世俗眼中的好姑娘，她就有资格活下来。
7月，在与安生“换命”时，她拒绝结婚，选择流浪，最终难产而死。七月对婚姻制度和主流性别秩序的反叛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，所以七月之死是主流社会对坏女孩的惩罚和讽刺，并在这个过程中向观众传达和强化了主流性别规训:现在的社会没有性别秩序反叛者的空间:好女孩生，坏女孩死。
再比如电影《黑处有什么》，片中离家出走的早熟叛逆的“坏女孩”张学被传已经死亡，而遵循性别秩序和女性行为规范的“好女孩”曲靖却过着安稳的生活。
电影《血观音》中沉溺于情欲的“坏女孩”唐宁和林片最终被杀，而被背叛并通过爱情继承家业的“好女孩”唐震却活了下来。电影《嘉年华》中，“坏女孩”莉莉流产被抛弃，“好女孩”小米成功出逃。《狗十三》里的坏女孩李婉，最后靠吃狗肉成长为世俗眼中的好女孩。
女性电影看似给了曾经的坏女孩一条做好女孩的出路，其实这条路的尽头不知道会通向哪里。
最终屈服于社会秩序，从坏女孩变成“好女孩”的女儿们，只得到短暂的安宁。在未来的生活中，她们作为女性，仍然面临着许多未知甚至已知的风险。
无身份证出逃的“黑户”小米，独自流浪远离家人的张学，可能会受到侵害，成为安生、郭建波等未婚单亲妈妈；年轻时被性侵的小文，被心爱的人性侵的唐震，在凶手没有归案的环境中长大的曲靖，手术后可能会失去性欲和生育能力，在以后的亲密关系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。......
从一个女孩起名字的时候，就开始了性别标准化的过程。
在此期间，女性性别特征的表达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被反复重复。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培养的。”
话语之所以具有形成和规范某些行为的力量，是因为它调用和重申了语言约定和惯例。
在男权话语体系下，做女儿就意味着在成长过程中无法摆脱被对象化、被依附的命运。为了摆脱“第二性”的命运，女性一生都在自我认同、自我气质塑造、自我身体探索的道路上行走。
当女儿们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——成为母亲。在母亲的作用下，女性面临的困难不减反增，变得复杂。"